日前，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點名批評八個省份在落實國家助學貸款工作上“毫無作為”，其中的海南和天津，更是“一個也沒有貸出去”。在高校收費制度已經(jīng)率先“改革”的情況下，國家助學貸款對于貧困家庭學生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。因此，國家助學貸款工作的“毫無作為”，必然導致部分學生的求學困難，甚至被迫棄學。

　　在本次被教育部點名的八個省份中，除天津之外都是相對貧困的地區(qū)，地方財政無力負擔學生在學期間的貸款利息及畢業(yè)之后可能出現(xiàn)的還貸風險，或許是這些地方政府在助學貸款方面消極無為乃至“毫無作為”的口實。但國家助學貸款落實不力的現(xiàn)象，并不僅限于被點名的地區(qū)。據(jù)張保慶介紹，目前本科在校困難學生約270萬人。每年“比較理想”的貸款數(shù)額應該在100億元左右。而有統(tǒng)計顯示，去年6月實施新的助學貸款機制以來，全國新增審批貸款學生65萬多人，審批合同金額51.5億元。兩相比較，仍然有很大的“該貸未貸”的缺口未能填補。而如此巨大的數(shù)額，顯然不會全部出自被點名的八個省份，國家助學貸款落實不到位，是比較普遍存在的現(xiàn)象。

　　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料，我們無法就國家助學貸款落實不力的原因做肯定的分析。但根據(jù)2004年開始實施的國家助學貸款新機制分析，學生在校期間，其貸款由政府財政貼息；為了減少銀行貸款風險，新政策還成立了風險補償基金，由財政和高校各承擔50%.在這種政策保障下，銀行的風險大大降低，在老政策下以各種口實拒絕發(fā)放助學貸款的現(xiàn)象也相應減少。于是，決定國家助學貸款能否落實的主因，已經(jīng)從銀行轉移到政府。但如果把地方政府也視作有著利益考量的法人，則其支持國家助學貸款的積極性確實不會太高―――按照誰的學校誰負責的原則，地方高校的助學貸款發(fā)放越多，地方財政承擔的貼息和風險補償金越多。對于當下許多把任何一項政策都視為投資行為的政府來說，這是一項沒有明確回報的賠本買賣。

　　但政府終究不是公司，政府公共財政的任何支出，都應該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，而非以投入/產(chǎn)出比為標準。去年國家助學貸款新機制的核心變化，就是加大政府責任、減少銀行風險，一方面實現(xiàn)政府責任和銀行角色的雙重歸位，從操作層面考慮，政府也應該比銀行更有承擔社會責任的自覺?？上У氖?，在規(guī)避風險、計算收益方面，某些地方政府似乎和銀行有著同樣的思路。正如張保慶所指出的：現(xiàn)在有很多問題，政府有問題、銀行有問題、學校有問題、學生有問題、家長有問題，但主要矛盾在政府。

　　作為一項借助商業(yè)手段而實現(xiàn)的公益事業(yè)，國家助學貸款貸出去比收回來更重要，地方政府即使因此而付出一定代價、承擔一定風險，也是分內的責任。況且隨著我國個人信用制度的不斷完善，到幾年之后的還款高峰到來時，國家助學貸款的信用風險有望大大降低，地方政府不應該總拿大學生信用水平不高，作為在助學貸款方面不作為的借口。